千年五战：一个岛国的野心
刘英团
中日之间有确切文献可考的官方交往史仅千余年，却始终在战争与和平上纠缠不休。在《中日千年五战启示录》一书中，历史学者李刚、王方以宏大的视角结合细腻的史料集中描写了唐朝“血战白村江”、元朝“忽必烈东征”、明万历朝的“抗日援朝”，以及近现代的“甲午之战”和“抗日战争”。而战争或者军事冲突的起源，一是基于政治经济利益的维护和扩张，二是出于对敌人真实或想象的恐惧，三是捍卫国家的荣誉（或者政治家的“面子”）。所以，“真正的历史大动荡，并不是那些宏大而暴烈的场面，而是人的思想、观念和信仰……”，战争或者军事冲突等历史事件“不过是人类思想不留痕迹的变化和思维结构所造成的后果而已”（古斯塔夫·勒庞）。
白村江之战是日本与唐朝的一次直接较量。公元4世纪，朝鲜半岛形成高句丽、百济、新罗三足鼎立的政治格局。百济因受到高句丽和新罗的威胁，想借日本之力进行对抗。而日本则利用这种形势，在朝鲜半岛建立自己的统治势力。期间，日本不但多次入侵朝鲜半岛，还征服了弁韩之地（今韩国庆尚南道），并设“日本府”进行统治，致使朝鲜半岛纷争升级。655年，高句丽与百济联合进攻新罗，新罗向唐朝求援。660年，唐高宗派大将率水陆联军13万前往救援。至此，惨烈的白村江海战拉开了序幕。663年8月27日，日本援军万余人，分乘战船千艘，与唐朝水军不期而遇。唐军“左右夹船绕战”，巧施包抄合击之术，致使日军“赴水溺死者众，舻舳不得回旋”，“……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旧唐书·刘仁轨传》）。
白村江之战，不但使日本900余年未敢再大规模的入侵朝鲜半岛，还改变和确立了当时的东亚国际关系格局以及唐朝在东亚地区的中心地位。面对强盛的大唐帝国，战争的惨痛教训，促使天智天皇不得不战后与大唐修好。正如著者言，“白江口战败，使日本深刻认识到本国与唐朝综合国力的巨大差距，也意识到从老师那里学到的东西还远远不够，此后，日本的学习欲望和动力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更加强烈。”日本开始全方位地学习唐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直至894年日本单独结束派遣遣唐使，先后派出19批遣唐使渡海向唐王朝“求经”，就像明治维新全盘西化一样，大化革新几乎全盘唐化，而被注入盛唐精气的日本也日渐羽翼丰满。
一场空前绝后的变局正在形成。或许因为“隔着东海”，“欧亚大陆上蒙古铁骑的所向披靡和杀声阵阵对日本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在忽必烈东征日本之前，日本对蒙古人也所知甚少”。斯时，与元朝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遍及两大洲，唯独日本不通友好。1268年，忽必烈不但派国使对日本谕以圣意，还严令“属民”高丽国王遣使配合赴日，要求日本效法高丽来朝“通好”。其后，忽必烈又两派使者，均遭日本朝廷拒见。
1274年，元世祖忽必烈发动了第一次征日战争。初次接战，日本武士军队便死伤惨重，战场上日军横尸遍野。“没有来得及逃亡的日本老幼妇女，被俘一千五百人。箱崎八幡宫也毁于战火之中。”但是，因“会夜大风雨，（元军）战舰触严崖，多败……军不还者，无虑一万三千五百余人”（高丽史）。元军第一次征伐日本无奈地宣告结束。1275年，忽必烈再次派遣使团要求日本“称臣”。不料，礼部侍郎杜世忠、兵部郎中何文著等使团主要成员却被日本处以斩首极刑。“在当时，蒙古人作为一支古朴的民族，其杀戮成性代表了它落后的一面，但是他们更加坚定地认为斩处使者是两国交往的大忌，是对自己最大的侮辱……”忽必烈和他的祖父成吉思汗一样，不可能忍受这般侮辱。
正如日本学者今谷明所分析的，“被置于长期锁国状态下的为政者的无端猜疑，往往容易引起国家之间的悲剧……“因为杀害了外交使节———日本方面已经违反了规则，那么文永、弘安的战争就不能单纯地看作元的单方面侵略了。”忽必烈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惩罚日本。1281年春天，元朝确定设置类似“征日司令部”的“征收日本行中书省”，忽必烈亲自主持召开了东征日本军事会议，并将东征大军兵分两路，跨海东征日本。这批江南军队还受命携带农具、稻种，意图赴日屯田，以为长久之计。在经历一些独立的小战斗，以及“弘安之战”（又称“第二次博多港之战”）后，又一场持续两天的台风摧毁了元军的大部分舰船，“一番抵抗之后，‘尽死，余二三万为其掳去（悉数斩首）”。
“忽必烈无法咽下征日失利这口气。”1283年，忽必烈计划再次发兵攻取日本，甚至在人事上重新做了安排。但是，因南方起义及南亚事务使忽必烈不得不搁置征日的欲望。终其一生，忽必烈都没有最终放弃征服日本。1294年，忽必烈死了。日本再次免受了元朝东征的蹂躏。诚如著者所言，元朝的快速衰落，不但使其试图建立大陆主导的东亚统一帝国秩序未能完成，还使游离中华帝国秩序之外的日本最终成了中国的“心腹大患”。
时间到了，1592年，日本悍然发动对朝鲜和大明王朝的侵略战争。一方面是信守对朝的“上国义务”，另一方面是为御敌于国门之外，大明王朝十分被动地拉开了“抗朝援日”战争的序幕。这一战长达七年之久。“平壤一战明军消灭日军万余人，俘虏无数，逃散者不及总兵力的十分之一”（朝鲜史），《万历三大征考》追记（此战）“斩获倭级一千五百有余，烧死六千有余，出城外落水淹死五千有余”，而明军仅阵亡796人，伤1492人。但是，平壤之战不过是“帝国最后的荣耀”。“对大明，胜利并没有为其带来中兴的转折，反而成为它走向衰落的重要分水岭；对日本，它从根本上消弱了丰臣家族的统治威信，开启了德川幕府时代。”一如书中所言，朝鲜战争结束300年后，中国的大清王朝、日本的德川幕府、朝鲜的李氏王朝都将不约而同地经历了更大规模的历史洗礼，“它们为自己不同程度的封闭，付出了代价。”
一衣带水的两个民族，到了近代，却屡屡刀兵相见。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一次次的挑衅和欺凌中华民族。应当承认，“甲午一役，大清帝国败于明治日本，实在不是什么偶然的事件，而只是近代中国为其自大、蒙昧所付出的代价之一。只不过，这个新的对手竟然是自己昔日的學生。面对一笔笔历史账单，除了悲愤和谴责，难道不应该有所反省？”更悲惨的是，1941年，中国约2/3的国土被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蹂躏，战争中伤亡人数达到了3500万人。在《中日千年五战启示录》一书里，李刚、王方以如椽之笔，拨开历史迷雾，条分缕析，直击“白村江之战”、“忽必烈东征”、“万历抗日援朝”，以及近现代的“甲午之战”和“抗日战争”的“命门”，并从文化、历史、经济、社会等角度对其前后中日朝三国的历史走向等问题提出了诸多见解。在书中，李刚、王方还以历史的视角观察了朝鲜半岛在其中扮演的不同角色，让整部作品深邃而富有新意。
历史，永远不容忘记，正视历史正是为了和平。“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军国主义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诚如曾参加与东京审判的中国首席法官梅汝璈所言，日本的一些右翼分子，总想把日本带回战前体制，这一动向不仅对于亚洲，而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战。
“只有正确认识历史，才能更好开创未来”，依靠武力侵略别国、扩张势力、称霸世界，最终都是要失败的，这是历史规律。（责编 李珊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