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需要什么样的城市？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城市

刘英团

城市化的趋势不可逆转，地球正成为巨大的“城市矩阵”。但是，城市能让生活更美好吗？人民需要什么样的城市？童大焕在其《中国城市的死与生》一书中给予了人们以答案。这本书强调了你我在融入城市生活过程中，以及中国城镇化过程中所可能遭遇的一系列问题。童大焕认为，中国的城市化政策逻辑，沉迷于费孝通先生1938年写就的《江村经济》（又名《开弦弓，一个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是危险的。

谁在决定城市的死与生？政府意志、商业利益、人文理想如何在博弈中共生？尽管国内外研究机构和财团警示中国地方债和“鬼城”的风险，但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各地政府一点儿不改城镇化大跃进的热情和冲动，就连一些中西部的地级市也雄心勃勃地提出要建设“国际化大都市”。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城市。正是这样的“中国速度”演绎出“造城”一词，而缺乏市场引导、过于注重行政主导的城镇化，最后只能走上投资驱动、土地扩张的城镇化道路，这条道路无疑充满了危险。

目前全世界公认的城市模式有欧洲城市和美国城市两种：欧洲城市有历史文化积淀深厚，相对比较集中、密度高，中心区面积比较大，各社会阶层混居，多种交通方式共发展等特点；美国城市则被称为建立在汽车轮子上的“卧城”，中心区面积普遍很小，都是高层高密度的办公楼，晚上成为无人的“鬼城”，人们都开车回到了郊区低层、低密度的独栋大house中。但是，一个有着13亿人的国家，其1/4的人口在1/4个世纪内从农村迁移到城市，未来的1/4世纪可能还将有1/4人口进入城市，不论“城镇化”（或城市化）的初衷多么美好，却是在干“一件危险的事情”。

当下中国的城市化有一个非常奇怪却又被多数人忽略的事实，就是城市和乡村发展的主体往往缺乏作为主体应有的权利。城市化的主要参与者是外来人口，特别是农民工，但他们的户籍、土地财产、子女上学、保障房、医疗养老等权利却被绑架在土地上；在“新农村建设”、“合村并镇”、“小城镇建设”以及新一轮“土地改革”等过程中，农民主体地位的主体权利同样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通过改革现存土地制度，进一步推进城镇化，从而改变城乡割裂的结构，释放巨大的改革红利无疑是中央政策部门的期许。然而，有报道显示，农村土地却成了资本的盛宴。一些地方强行收回农民的承包地，由政府成立土地流转中心，将土地大面积转包给了所谓的“大户”，农民沦为失地的流民、访民。

城市如何塑造合理尺度，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强势政府行使行政力量主导的城市化，实现其他国家难以企及的效率和速度。与城镇化的速度和效率相适应，村成“鬼村”，城成“鬼城”。童大焕认为，那些通过行政力量硬造的楼和集中的乡村居民点将来大部分还会人去楼空，形成和“鬼城”一样巨大的资源浪费。政府主导城市发展的另一个恶果是政府变成最大的资本家。城市剧变的背后，无疑是需要真金白银的投入。“我们的基础设施建设10年投入了6000亿”，重庆市市长黄奇帆曾对外高调宣称，“我的奥妙就是土地储备。”土地储备之所以能赚钱，是因为土地是用“白菜价”从农民手里强行征来的，或者“赶农民上楼”，原有的土地、房屋、宅基地全部“归公”。在一些地方，政府征地竟给农民打白条，言称征地补偿“过两年再给”。

如何能使城市变得更美好？“花园城市”之父、英国著名的城市学家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1850～1928）在《明日的田园城市》一书中，倡导针对大城市的种种弊病，来一场社会变革，用城乡一体化的新社会结构形态来取代城乡分离的旧社会结构形态。这是一条崭新的思路，因为不论是过去和现在，人口向城市集中的原因都可以归纳为“引力”，如果不给人们大于现有大城市的“引力”，就没有有效的对策。

在《城市的死与生》中，童大焕进一步认为，“严格控制大城市人口规模”是一个完全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市场自发选择的“宁要大城市一张床，不要乡村一栋房”，以及“蜗居城市住老鼠窝（地下室），家里房子给老鼠住”，这种现象将成为中国社会一个长期的景观。试图用行政的力量改变人口流向，不但改变不了大城市化潮流，反而会加剧此过程中的矛盾、冲突、资源与财富浪费，甚至是“移民三代”的城市骚乱。

尽管《江村经济》是费孝通先生的成名作，成为学界公认的农村经济社会及其制度调查研究的代表作，这篇文章也使得靠桑蚕为生的“开弦弓村”从此成为国际社会学界研究中国农村的首选之地。但是，后来者往往忽视了费孝通笔下的“江村经济”特殊的城市地理背景，把它视为放诸四海而皆准的乡村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模式。其实，就像大邱庄、华西村、南街村一样，由于特殊的经济地理和政治背景，它们几乎是不可复制的。所以，把费孝通笔下的“江村经济”当成一种模式“四处复制”是一种悲剧。

不能对现代社会的新情况做出迅速适应的城市，必将走向灭亡。城市化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人如何流动、不动产如何转移和流动的问题。在历经了种种极端之间的摇摆之后，人类对于“城市”这一文明结晶的认识和把握，总算是更接近其本质了。童大焕在书中指出，“人必须自由流动，随之而来的要求是不动产也必须自由流动。如果人不能自由流动，意味着人的城市化权利、自由迁徙的权利被剥夺；如果人能自由流动而不动产不能自由流动，那么意味着他的财产权利被无形中剥夺了”，“以发展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建设的梦想去限制人们流入大城市，则注定是一种灾难。”

在《中国城市的死与生》中，童大焕不只是把脉了“城市病”，还给中国的城镇化建设开了“药方”。其中，第一章分析了中国当代“鬼城”的成因及化解之道；第二章，多方面、多角度、多视野的论证了城市的本质。童大焕认为，城市乃至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是自由，人和市场的自由度是城市和经济发展的根本因素，是人的自由、市场的自由带来了城市和经济的发展，而不是产业、空间和房地产的扩张带动了城市和经济的长远发展。在第三章中，童大焕“颠覆性”的指出，“中国经济根本矛盾不在利益集团而在行为短期化”，“中国的城市化政策不能一错再错”，要“悬崖勒马”，要通过“改革为城市化开路”。最后一章，童大焕和著名经济学家华生“论剑”，“刀光剑影”之后，明日之城，必然离人的城市化更近了。

（责编 张圣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