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被逼疯，电视调解是“解事”还是“惹事”

凤儿

为调解矛盾，老人求助电视台

崔玉，1945年出生，家住北京市丰台区，育有一儿一女。女儿张静长期待在河北，儿子张辉一家三口跟他们老两口同住。为了让儿子早点买上新房，崔玉和老伴承担了孙女的一切开销，大大小小的事都不让儿子儿媳操心，只叮嘱他们好好工作，多攒些钱。但老人的观念和年轻人总是有所区别，有时见儿子媳妇外出聚餐，崔玉总是忍不住唠叨几句。老人虽是好意，但说多了媳妇不爱听了。两人开始因为一些闲杂琐事争吵，婆媳矛盾日益严重。

2011年5月，居委会主任得知了崔玉家的情况，问她：“你愿不愿意参加一档栏目，专门帮人调解家庭纷争，你不总是说跟媳妇之间的心结没人解开嘛，去了之后让专业的心理老师帮你们疏通疏通，可能就好了。”

听说上电视，保守了一辈子的崔玉连连摆手：“我们家这点事哪值当到电视上说，我们自己解决。”话虽这么说，但回到家后，崔玉还是找出了这档栏目之前录制的节目。每一对前来调解的当事人，到最后基本都冰释前嫌。看着看着，崔玉有些心动，她想自己和媳妇之间，也不是有什么深仇大恨，只不过需要一个中间人从中调停，这份工作交给外人来做，也许更好。思来想去，崔玉拨打了栏目组的电话。在电视台工作人员的劝说下，儿子儿媳也同意参加。

2011年5月13日，崔玉和儿子儿媳一起去录制节目。录制前，双方签订了《讲诉嘉宾/同意接受采访者确认声明》。节目一开始，主持人让双方把问题摆出来。崔玉便说了自己的困惑和委屈，老人原本话就多，难免啰嗦了几句，外加媳妇在一边偷偷抹泪，观众的情绪不知不觉地向媳妇靠拢。节目录制到一半，崔玉对编导说：“你们让我说真心话，我说了，可是我媳妇听了会怎么想？我来只是想跟媳妇握手言和，不是把矛盾闹大。”录制到最后，崔玉和媳妇依然没能握手言和，反而给她留下了“坏婆婆”的恶名。

录制完回到家，崔玉心里七上八下，如果这期节目播出去，她和儿媳之间，或许永远都有一个打不开的心结。刚好女儿从外地回来，崔玉便跟她说了这事。张静安慰母亲：“妈，你别担心，要是真不想播，我跟电视台沟通，让他们不要播。”第二天早上九点多，张静就给电视台打去电话，称录制完的节目和他们想象中有出入，而且对他们家庭关系的改善也没有多大作用，不希望播出。工作人员回复他，会好好剪辑，尽量让当事人满意，之后就再没有任何消息。

2011年6月3日，崔玉和往常一样来到离家不远的公园散步。走在路上，她总感觉有人对她指指点点。崔玉心里嘀咕着，自己怎么了？为什么这些老伙伴看她的眼神都不一样。这时，邻居赵大妈把她拉到一边，悄声说：“妹子，你上电视怎么能说那些话，现在别人都以为你是坏婆婆，以后可怎么办？”

从别人的描述中，崔玉得知自己那天录制的节目还是播出了，不仅如此，剪辑师的“神剪輯”越发凸显了她这个婆婆的恶和媳妇的委屈。崔玉掩面跑回家，大哭了一场。为了洗清冤屈，她在小区里到处跟人解释，自己不是恶婆婆。这样一来，媳妇不乐意了，觉得婆婆是打自己的脸，让家丑外扬，婆媳的关系也愈加恶化。

骂名不胫而走，老人身患抑郁症

家里战争不停，外面风言风语，双面夹击之下，崔玉精神状态大不如前，头发一把一把地往下掉，严重失眠，嘴里只重复一句话：我不是坏人。

母亲的病情让女儿张静非常忧心，她安慰母亲道：“妈，你放心，我去跟电视台沟通，让他们还你一个公道。”张静拨通了栏目组编导的电话。对方承诺她，会好好处理这事，不让老人继续受到伤害。

2011年6月8日，张静带着母亲来到电视台，希望他们能重新做一期节目，还原他们家真实的情况。最终，节目组同意了。得知这一消息，崔玉感激地跪倒在地：“谢谢你们，谢谢。”原本以为有了这样一个结果，母亲的心结会慢慢打开，哪知道更严重的事情发生了。

2011年6月9日，张静正陪母亲吃早饭。吃着吃着，崔玉叹口气，叨咕道：“不知道他们承诺的事能不能办到？如果再做一期节目，和上期一样，不仅没效果，反而更严重怎么办？到时我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我真后悔去上什么电视节目，早知如此，关起门自己解决就是了。”崔玉一直在跟女儿叨咕这事，说着说着，情绪激动起来，伏在桌子上大哭不止。张静一边劝母亲别着急，一边将母亲扶起来，让她去床上休息。哪知，还没到床边，崔玉一下子瘫倒在地。经过急救，老人被诊断为突发性脑梗塞，幸好抢救及时，病情得到控制。医生说这是因为病人情绪长期受到刺激，加上睡眠不好造成的，如果再不注意，随时都有偏瘫的可能。

无奈之下，张静给电视台写去了一封信，再次表明了诉求，要求恢复事实真相，还老人一个安稳的晚年。收到这封信后，节目的制片人、编导来看望了崔玉。见老人患病，对方也很同情，一再表示会想办法解决他们的困难。商量来商量去，节目组的意思是给一定的经济补偿。张静不同意，钱是小事，母亲的清白是大事，电视台必须站出来，把误会澄清，让街坊邻居都知道事情的真相，这样母亲心结解开，才有可能康复。对这一要求，电视台始终没有让步，事情又陷入了僵局。

此时，崔玉已经出院。怕别人照顾不好母亲，张静丢下了工作，在家照顾母亲的饮食起居。天气好的时候，她会推着母亲出去晒晒太阳。可老人见到生人就害怕，使劲往女儿怀里钻，有时别人说话，她都以为人家是在议论她，情绪很不稳定，嘴里还嚷着：“我怕，我怕。”每每这时，张静都眼眶含泪。

思前想后，张静决定靠法律途径给母亲讨回公道！她找到河北方信律师事务所的黄国绪律师，由他全权代理母亲的案子。经过调查，这档调解栏目虽然是由电视台播出，但它却是由北京银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承包下来的，所有的制作和后期剪辑，都由该公司负责。2011年9月6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受理了该案。

调解竟成“挑事”，健康老人被逼成疯

2012年9月11日，崔玉与被上诉人北京银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第一次开庭。张静诉称：2011年5月15日，母亲崔玉与北京银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简称银汉公司）签订了《讲述嘉宾/同意接受采访者确认声明》，确定崔玉及丈夫张钢、儿子张辉、儿媳白霞参加节目录制。节目录制完成后第二天，因录制节目的效果和自己所想不一致，崔玉要求银汉公司不要播放所录制的节目，但银汉文化公司未接受，仍将所录制节目交由电视台播放，造成崔玉邻居等周围人群对其社会评价降低。崔玉及其亲属多次与银汉公司交涉，希望能准确和完整地理解和播放录制的节目，不要为了收视效果而过度地编辑采访内容，但是银汉文化公司置之不理。崔玉因此深受打击，并于2011年被确诊患上了精神病，生活不能自理。

银汉公司却称，在节目录制之前，银汉公司便和当事人签订了《讲诉嘉宾/同意接受采访者确认声明》。该协议第七条规定：“如不同意播出已经制作完的节目或因本人原因导致节目不能播出，本人愿全额承担节目组因此已经支出的制作费用。如本人未能在节目播出前（或重播日前）支付前述款项，节目组有权按原计划安排播出，且无须承担任何责任。”

之后，此案一直没有一个最终的结果。三年时间里，崔玉从一个原本健康的老人，变得精神失常、生活无法自理。看着母亲的惨状，张静心痛极了，她觉得当初就不该让母亲去参加那档节目。

2015年11月16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做出判决。法院认为，银汉公司与崔玉签署的节目录播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该节目录制不是有偿的契约关系，录制节目没有支付被录制者相应报酬，在这种情形下，节目的录制公司在被采访者提出不同意播放节目的请求时，应该终止节目的播出。因节目不能如期播出造成的损失可以另行依约定主张。故银汉公司和崔玉都应承担相应过错责任。同时，法院认为，崔玉的精神疾病跟自身原因有一定关系，节目的播出只对她之后的身体状况产生影响。最终，法院判决银汉文化公司赔偿原告精神抚慰金、残疾赔偿金合计201236元。张静不服判决，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2016年5月20日，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以崔玉在录制节目时作为理智正常的人应该知晓其行为的意义与后果，且崔玉也未能提供证据证实银汉文化公司录制的节目确实存在恶意颠倒是非、刻意歪曲事实的存在，维持原判。

尽管终审不尽如人意。庆幸的是，经历了这么多坎坷，街坊邻居们都知道了事情的原委，都了解了崔玉的为人。而且，法院毕竟让对方承担了部分责任，张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母亲讨回了公道。与此同时，在张静精心的照顾开解下，崔玉的情况也在一天天好转，心情也稳定了不少。张静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母亲一定会康复，而他们家也会恢复往日的幸福。

目前，电视调解节目如雨后春笋纷纷冒出，不少人有了家庭矛盾，也会选择上电视调解，让心理专家、情感专家帮助他们出谋划策。但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在家庭琐事上，很少能分出一个是非对错，既然选择上节目，就要有承受上电视调解可能带来后果的能力。同样，作为电视台，不该为了电视效果刻意挑拨，从而把当事人之间的矛盾放大，毕竟做节目的初衷，也是为了帮助人，而不是害人。

（因涉及隐私，文中人物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