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光辉（中）
蒋成龙
皇家安大略博物馆在玉器收藏和研究方面的成果在全球各地的博物馆中可谓名列前茅，“人”应该是最直接因素。
那些人·那些事：查尔斯·特里克·柯雷利（Charles TrickCurrelly）
除了精于学术并具有长远战略目光的研究人员之外，慷慨的赞助人和顶尖的藏品代理人也是ROM成功的关键所在。巧合的是，他们相继在最合适的时间及地点出现，就如同接力般，为ROM的馆藏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其中，首当其冲的必然就是首任馆长柯雷利博士。
乔治·克劳弗斯的仓库转运了上万件中国文物
正如前文所述，具有考古学背景的柯雷利博士对中国文物和艺术品拥有极高的热情和关注。在他任馆长期间的至少20年里，对来自东方神秘古国的藏品可谓痴迷，并大量进行收购。直至1914年ROM中国馆向公众开放时，仅玉器已有97件，在当时就已经令人叹为观止。
柯雷利博士担任馆长期间，绝大多数藏品几乎都来自同个渠道，既位于伦敦一家名为S.M. Franck & Co.， Ltd.的古董公司。在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之间，这家公司在古董交易方面极富盛名，规模庞大。该公司不仅向ROM提供了大量藏品，甚至包括大英博物馆在内的多家世界知名科研和文博机构都是他们的长期客户。藏品类别也是包罗万象，其中不乏“新鲜”出土的珍贵文物。
遗憾的是，由于当时的挖掘条件和流转过程所限，很大一部分藏品虽然能够确认为出土物，但无法证实其具体挖掘地点、来源和年代，这让很多藏品的身世成为了未解之谜。
另一个有趣的地方在于，相较于同期美国和欧洲文博及收藏界的热情，皇家安大略博物馆着实算不上财大气粗。尽管获得了包括时任加拿大商业银行主席的埃德蒙德·沃克爵士（Sir Edmund Walker，1848-1924）在内的有识之士鼎力相助，但ROM在资金能力方面并不具备优势。在那个年代，古董和艺术品通过各种途径流出中国并被西方世界疯狂抢购，规则想对简单粗暴：价高者得，大户先挑。经常等轮到ROM挑选时，这一批的“尖货”已经出手，只得在剩下的藏品中精心挑选，亦或整体收购。
得益于柯雷利博士的考古背景和对中国器物的研究，也或许是对东方艺术的敏感与直觉，他每每总能选出精彩的藏品收入囊中，尽管当时可能并不清楚，或错误判断了其年代和价值。时间推移，伴随着全球范围内考古工作的发展，一些谜题的答案才得以相继揭开。比如，一件“亚”字形玉饰的断代和源出就一直另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毫无头绪，直至我国的陕西考古发现证明了这件器物实为一套组佩的部件，属东周时期秦国的典型器物。凑巧的是，这件器物也同时出现在了乔治·克劳弗斯的照片图册上……
克劳弗斯编号并拍摄购进S.M. Franck公司的藏品
编号0610（红圈位置）为文中所述东周秦式玉饰
那些人·那些事：乔治·克劳弗斯（George Crofts）
如果不是那些悉心归档、小心运输到海外的精美古董和流传票据证明，很少人会把乔治·克劳弗斯（George Crofts，1871-1925）与艺术品联系起来。事实上早在1896年，他便在中国天津设立了永福洋行，旗下的皮货商贸生意也颇为兴隆。
辛亥革命之后，天津由于其特殊的历史和地理位置，成为清廷贵族的迁居之地，同时也是工贸最为发达的北方城市之一。方便的海运条件，各路外国商贾和遥远盘踞，致使此地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古董交易的中心。商人出身的克劳弗斯立刻嗅到了新的商机，立刻捕捉到西方对中国文化的渴求，并以此为契机开始向包括英国伦敦S.M. Franck公司在内的众多交易商和中介机构输送中国古董和艺术品。前文所提及的“0610”号东周秦式玉饰，也是他向西方输送的上万器物中的一件。
乔治·克劳弗斯位于天津的皮货贸易公司仓库（摄于1924年）
作为一名成功的商人，对于出海贸易所牵扯的各种单据和业务内容的详细记录，成为了乔治最为成功的一个优点。他为经由自己出售的每一件物品排序、拍照并进行编号，最终将他们编造成册。在他逗留中国的时间内，前前后后共拍摄了21册共计962张照片，所记载的器物数以万计。
至于乔治与皇家安大略博物馆的缘分，纯粹始于一系列的巧合。
1918年，当一战结束后不久，乔治从伦敦经由纽约、多伦多和旧金山，绕到前往天津。在多伦多期间，他暂住在位于新成立的皇家安大略博物馆不远处的爱德华王子酒店。来到酒店后，他随手拿起一张ROM的宣传明信片，立即被上面印刷的一尊三彩罗汉坐像的照片所吸引。原来，乔治一眼就认出了这张辽代罗汉坐像照片是ROM于1914年从S.M. Franck公司购买的古董之一，恰巧正是由他亲自代理货运的。
这一偶然的发现促使乔治对ROM产生了兴趣，并抽空進行了一次参观。俗话说“无巧不成书”，在他的参观期间刚好偶遇了当时正陪同曼尼托巴大学校长参观的柯雷利博士。两人浅谈一番后，决定在乔治下榻的酒店进行一次会面，时间被定为乔治前往联合火车站离开多伦多的一个小时之前。
乔治·克劳弗斯的仓库转运了上万件中国文物
在这次短暂的见面期间，两人进行了大量的交流。柯雷利博士也终于得知，原来ROM一直以来从S.M. Franck收购的藏品，甚至博物馆在展的几乎全部中国藏品，全部是经由乔治位于天津的货仓运出的。在柯雷利博士介绍了ROM以教育和研究为宗旨的收藏理念后，他们很快达成了共识。或许厌倦了英国古董商们的欲壑难填，乔治痛快地答应在今后日子里为ROM收集藏品。这对于刚刚起步的ROM来说无疑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在接下来的1918到1925年期间，乔治·克劳弗斯一直坚守着自己对柯雷利博士的诺言，不把盈利放在头等权衡考量，尽心尽力地为ROM收集了多达8000多件稀世难得的珍品，其中521件玉器，一度成为ROM中国藏品的唯一来源。更难得的是，他销售给ROM的藏品几乎没赚过钱，开价仅仅是对英国古董商的五分之一，好在他的皮革生意利润可观，可以支撑这部分损失。通过他与柯雷利博士的书信往来得知，在ROM财政预算紧张，负债累累的日子里，乔治甚至自掏腰包，将大量他认为值得收藏的珍贵文物买下来，无偿捐赠给了博物馆。
乔治就这样为ROM默默付出，年复一年，直至1924年他的皮革生意由于受到伦敦码头罢工的影响而陷入破产危机，次年他本人也因为一场大病骤然去世。在他去世的四年前，他也将自己留存的珍贵照片档案册正式捐赠给了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这对文物的研究和整理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帮助。为纪念他为皇家安大略博物馆做出的卓越贡献，最终将经由他手进入馆藏的文物命名为“乔治·克劳弗斯收藏”（George Crofts Collection）。
一年后的1925年，另一位对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至关重要的人物，似乎特意来接班一样，从乔治手中接过了ROM对中国藏品收购的渠道，那便是怀履光。
那些人·那些事：怀履光（William Charles White）
19世纪末，一名年轻传教士来到中国，在河南省进行教会工作。他曾多次联合红十字会进行抗洪救灾，抗击疾病，安抚群众，因此深受人们爱戴，并被民国政府授予嘉奖。这便是威廉·查尔斯·怀特（怀履光），圣公会河南教区的主教。
自1919年以来，怀履光就久居开封。他对中国文化和艺术抱有非常深厚的感情和热忱，并与文化界人士交往甚密。在他所管辖的教区内，大量珍贵文物和考古遗迹由于农耕、基础建设和盗墓等因素遭到破坏，这使他心痛不已。作为全人类的共同财产，任何具备能力的有识之士都有责任和义务对文物保护工作添砖加瓦。对于怀履光来说，将他们转移到皇家安大略博物馆似乎是最合适的选择，尽管这一行为也同时具有很大的争议。
凭借他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以及在中国各地收藏界极为发达的人脉资源，馆长柯雷利博士很快便发现了怀履光这位奇人，并对他深表钦佩。他们二人一拍即合，于是从1925年开始正式授权怀履光作为皇家安大略博物馆在中国古董市场上的文物收集工作。
中国红十字会1923年颁发怀履光纪念证书，现藏于皇家安大略博物馆
事实证明，柯雷利博士对怀履光的信任没有被辜负。怀履光对古董和文物不仅具有非凡的鉴赏能力和前瞻性，更能够准确把握一纵即逝的各种机会，全心投入到了博物馆的建设和藏品补足工作之中。仅1925年一年，他就通过船运，将300多件文物分为8次运向了安大略博物馆。这些珍贵的文物类别包罗万象，小到细碎的装饰部件和托架，大到墓葬顶盖等，不一而全。直至1934年，60岁的怀履光退休回到多伦多时，他共为ROM收集了近9000件中国文物，仅玉器就有441件。
似乎上天故意安排，除了在时间上刚好与克劳弗斯接踵而至以外，怀履光在藏品的选择上也刚好弥补了博物馆的不足。此前，克劳弗斯所收集的藏品以明清时期为主，特别是清宫装饰性玉器堪称亮点。而怀履光所在的河南地区作为中原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出土了大量商、周和汉、唐朝代的文物。此外，得益于他在中国文化和学术界的人际网络，在搜罗古董的同时，也收集了大量考古和器物出土背景资料。这为日后的器物研究和整理起到了关键性的帮助。
前面也提到，尽管初衷是为了妥善保存并研究这些人类的共同遗产，但毕竟将文物运至国外这种行为具有非常大的争议，甚至被冠以中华文化遗产流失海外的罪魁祸首。也正是因为背负了这种“盛名”导致的树大招风，以至于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背了不小的“黑锅”。
怀履光于1927至1928年纳入ROM藏品的原属吴大澂私人藏于的27件礼玉
当洛阳金村大墓这一东周王陵墓地被盗挖之时，人们一度认为怀履光就是此次盗墓行动的幕后主使。据说他曾购买过该墓葬出土的珍贵文物，并恰巧在其1934年出版的《洛阳故城古墓考》中围绕这批文物展开了大量研究和探讨。事实上，皇家安大略博物馆也确实藏有一定数量的金村文物，其中包括一些具有极高美学价值和历史价值的玉器。然而通过对馆藏怀履光的书信档案进行研究后证实，他与此次盗墓毫无关系。并没有资料证实金村墓葬被盗挖期间，他本人曾在洛阳一带活动。巧合的是，当时有一位来自美国加州讲英语的传教士在洛阳金村遗址周边活动，很可能被误认为是怀履光了。
在怀履光为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收集的众多器物中，不乏一些大有来头且得手过程曲折的珍贵藏品，比如其中一组礼玉器。
怀履光收入的一件战国时期玉龙（藏品号931.13.17）
当年，一位来自上海的古董商代表正在联络卖家出手一批“天津袁家”的玉器，刚好消息传到怀履光耳中。几经调查，原来这批玉器归吴大澂之女吴本娴所有，及民国大总统袁世凯长子吴克定的夫人。他迫不及待地将此消息报告给了柯雷利博士，两人立即对这批藏品的重要性达成了共识。当时ROM的图书馆中已经存有《考古图考》的刊印副本，证明了這批玉器确为吴大澂本人所藏，乃是他对礼玉文化研究集大成之成果，因此绝对志在必得。
在接下来的1927至1928两年期间，怀履光曾至少五次往返上海，动用一切资源，终于达成了这笔交易。通过专业领域各位朋友的鉴定，保留了部分藏品，也退还了一些他们认为存在争议的器物，最终斩获这批共计28件的玉器。这批藏品在到达多伦多的时候扔用旧报纸包着，外层还有吴大澂亲笔书写的“古玉”字样。可惜由于收藏条件和意识有限，这些包装并未得到刻意保护，如今已经不复存在了。
那些人·那些事：明义士（James MellonMenzies）
与怀履光同在中国河南地区传教的另一位传教士，明义士（1885-1957），也是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能够拥有如今这等收藏成就的关键人物之一。
早在1910年，明义士就作为长老会传教士在河南传教。初在安阳传教的明义士在那里接触并学习到了中国考古发现的最古老文字——甲骨文，并认为其中的“帝”字是指“上帝”。他在甲骨文中寻觅并试图证实其与上帝的关系，而最终却被中国艺术与考古学术深深吸引，这似乎是一个非常美丽的误会。不过也正是因此，他最终成为西方研究甲骨文的第一人，且凭借这些知识受雇于齐鲁大学（今山东大学前身）教授古文字。
此后，明义士在怀履光建立的多伦多大学中国研究系学习，成为了怀氏的弟子，并在导师的指导下获得了早起中国历史及考古的博士学位，以甲骨文和青铜时代武器研究为主。
与商人出身的克劳弗斯不同，明义士在選择古董藏品时几乎并不考虑其市场价值;同时又有别于怀履光侧重收藏行业的判断，明义士几乎完全是基于其研究兴趣和学术价值为导向的。他的藏品涉猎甚广，包括裸露在表土之外的甲骨文残片，青铜碎片和各类考古资料，具有极高的学术研究价值。
左图：明义士与安妮·贝拉·塞德维克（Annie Belle Sedgwick）于1911年2月8日在河南开封结为夫妻。
柯雷利博士曾经多次劝说明义士将他的藏品捐赠给皇家安大略博物馆以丰富馆藏品的门类，然而遭到了拒绝。他在1936年离开中国回到多伦多时将自己大多数藏品，包括甲骨和青铜残片等近五万余件全部留在了中国，因为他期望也坚信自己有一日一定会回到中国继续进行学术研究。遗憾的是，随着二战的爆发，远东地区战况逐渐恶化，中国内陆也是动荡不安，以至于明义士再也没能回到中国。
二战结束后，加拿大海外传教联合教会停止了传教活动，并于1947年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将6个货箱当做明义士的私人物品从天津运送回了多伦多，其中包括各类文物6000余件。这些货柜一直被封存了起来，直至1957年明义士去世之时都未曾开启。在他去世后，他的家属将货柜整理了出来，并全数捐献给了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成为了博物馆自建馆以来最大一笔由单个捐赠者捐出的藏品。这批藏品中包含了154件玉器和5000多件甲骨残片。那些留在中国的藏品最终成为了山东大学、山东省博物馆、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南京博物院的藏品。
亚瑟·明义士以加拿大大使身份于1978年来到中国
明义士的姊妹玛丽昂带大卫与海瑟参观河南安阳殷墟
除了詹姆斯·梅隆·明义士本人外，其家族实际上连续四代都与中国交往甚密。他的儿子亚瑟·明义士（Arthur Menzies，1916-2010）于1916年在中国出生，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曾于1976至1980年期间以加国大使的身份回到中国;亚瑟的姊妹之一，玛丽昂·明义士·汉米尔（Marion Menzies Hummel）于1946至1948年期间以联合国难民和康复机构（UNRRA）工作人员的身份在中国北部地区频繁旅行;亚瑟的另一位姊妹弗兰西斯于1947至1950年期间以传教士的身份回到了中国;而家族最近一次访问中国，则是玛丽昂携亚瑟的曾孙和孙女大卫（David）与海瑟（Heather）于2007年到河南安阳殷墟的一次旅行。
（下期待续：皇家安大略博物馆关键人物之沈晨、古方）（作者为中国收藏家协会学术研究部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