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流氓到底是什么人？
陶短房
导语：
由于去年“11.13”巴黎系列暴恐案的爆发适逢法国欧洲杯测试赛举办当天，正如火如荼进行的法国欧洲杯引发了全球各界对赛事安保的担忧。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赛事举办至今可谓有惊无险，且截止目前对赛事安保最大的威胁并非人人谈虎色变的暴恐袭击，而是足球流氓的骚扰。
真正的斗殴现场，绝非外人可以想象的残暴，各种肤色、种族的球迷混战在一起的场景，足以令人感到恐惧。
正文：足球流氓和现代足球一样起源于英格兰，因此大多数国家使用“hooligan”和“football”这两个英语词汇的“本土化”组合，来称呼这个特殊群体和现象。当然也有一些足球流氓史悠久的国家有独特的足球流氓专称，如波兰就叫“szalikowcy”，阿根廷叫“barras bravas”，而意大利则称呼“ultrà”。
所谓“足球流氓”的定义需满足几个必要条件：极端、经常诉诸暴力、有固定的组织，以及有明确的支持和针对对象。
追根溯源话足球流氓
当下的欧洲足球流氓，已经越发朝着政治化和军事组织化的方向发展，而且造成的恶劣影响也今非昔比。
如果不去硬拗中国古代高俅之类的传说，那么最早的足球流氓诞生于现代足球的故乡——英格兰，早在公元14世纪，英格兰便流行一种原始足球，这种足球规则粗放，没有底线和边线，对犯规的裁判也很含糊，因此比赛常常变成村庄之间青年男子间的群殴，且谁是球员、谁是观众根本分不清。这种原始的“足球流氓”符合了足球流氓的各必要条件（暴力、有组织、阵垒分明），村庄和村庄之间经常因为踢球闹出人命，且年轻男子越来越热衷这种后来被形容为“不流血战争”、但当时实际上流血一点不少的村际博弈，而对操练英国“国粹”——英格兰长弓意兴阑珊，惟恐“长此以往国将不国”的国王爱德华二世为此在1314年颁布了著名的“足球禁令”。
由足球流氓而引发的恶性事件，在欧洲的很多城市已经是非常严重的治安问题，不仅造成社会的动荡，对于当地政府的形象也是严峻考验。
规则基本健全的现代足球，其特点是俱乐部和俱乐部间的对抗，而这种对抗最初同样是地域性的，各地方球迷也自然而然形成了支持自己本土俱乐部的一个个团体，其中的激进团体就成为足球流氓团伙。最早有记载的足球流氓活动，是1885年普雷斯顿队对阿斯顿维拉队的友谊赛，由于比赛中客队阿斯顿维拉连丢5球，恼羞成怒的客队球迷用石块和棍棒打上了主队球员;最早足球流氓对殴则是翌年的事，普雷斯顿队球迷和皇家园林巡游者队球迷大打出手，演出了一场全武行。值得一提的是，普雷斯顿足球流氓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最恐怖的足球流氓团伙，直到这支老牌球队逐渐没落，其足球流氓团伙才随之被边缘化。
足球流氓的必要条件几乎在任何适宜足球发展的土壤都很容易滋生，因此随着足球运动的普及迅速在各地传播。如在欧洲，有黑手党传统的意大利和希腊很快就“引进”了英国的足球流氓“文化”，且赋予了本土化色彩，即足球流氓团伙和黑帮势力的相互渗透，足球流氓行为、暴力从看台蔓延到球场以外，甚至在许多时候，“足球冲突”不过是幌子或表象，其背后则是不同黑帮团伙、家族争夺势力范围、影响力和支持者的一种表现形式。史料记载，意大利联赛中第一起大规模足球流氓事件发生在1899年（普罗维塞利队对热那亚队），而希腊则在1930年爆发了第一场足球骚乱（帕纳辛奈科斯队球迷在与其他球队比赛结束返回途中，遭到死敌奥林匹亚科斯俱乐部支持者中足球流氓的袭击。
在东欧，波兰足球流氓的狂热和暴力十分突出，第一起波兰著名足球流氓事件发生在1935年（克拉科夫队对鲁赫霍茹夫队）。二战之初，波兰全境沦陷，纳粹占领当局禁止一切体育比赛，但“地下”联赛仍偷偷举行，即便在如此严酷环境下足球流氓也丝毫不肯消停，史料记载，1943年克拉科夫一场“野球”曾导致所谓“10.10事件”，冲突双方的足球流氓团伙挑起骚乱和械斗，在克拉科夫卢德维诺夫老城区持续数小时之久。
在欧洲，主要的足球流氓还只停留在宣泄情绪和闹事阶段，但是对各国的警备力量都是不小的考验。
拉美是欧洲以外足球最发达的地区，这里的足球流氓团伙同样猖獗，最典型的是有大量英国、意大利移民和黑帮传统的阿根廷，早在1939年5月这里就出了第一次“人命”：拉努斯主场迎战博卡青年队时双方足球流氓团伙因球场内双方球员冲突发生械斗，迫使警方开枪示警，混乱中两名球迷中流弹身亡。
由于拉美民族性格奔放，加上行政治理效率相对欧洲要差一些，这里的足球流氓大有后来居上之势，且攻击裁判（1946年10.27，阿根廷纽维尔斯老伙计主场对圣罗伦索，裁判柯西奥Osvaldo Cossio差点被主队足球流氓绞死）和将足球流氓行为从俱乐部间比赛蔓延到国家队间（1924年11月2日南美解放者杯决赛，乌拉圭主场对阿根廷，赛后两国足球流氓在客队下榻的科隆酒店外大打出手，导致1名乌拉圭人死亡，这是有史记载最早的国家队间赛事发生的足球流氓致死案件）。
二战结束后足球运动发展很快，国家队间的世界杯、洲际杯竞争越来越激烈，俱乐部间的联赛、杯赛和洲内比赛职业化水平日渐提高，足球流氓现象也随之蔓延发展：在欧洲，原本足球流氓现象相对不突出或不太受关注的西班牙、德国、荷兰等，因“三大杯赛”（今天欧冠和欧联的前身）的兴起而为人所知;在拉美，除了传统的阿根廷、乌拉圭，巴西、哥伦比亚、墨西哥的足球流氓也“生猛无比”;在第三世界的埃及、刚果（金）、印度、约旦、叙利亚、马来西亚、尼泊尔，以及“足球第三世界”的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等，都出现了令人瞩目的足球流氓恶性事件。
不同的动机
有足球史分析家将西班牙足球联赛称为“足球流氓现象活标本”，因为在这里几乎能找到世界上所有的足球流氓行为动机。
首先，地域冲突是最古老、也是最常见的足球流氓温床，在西班牙，这种地域冲突又可分为“德比冲突”（同城死敌，如皇马对马德里竞技间足球流氓的冲突）和“地域间冲突”（如皇马和巴塞罗那间的）两种;其次，文化冲突会令足球流氓间产生深刻的“世仇”且很难调和，如卡斯蒂利亚地区的皇马和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巴萨、巴斯克地区的毕尔巴鄂竞技间便是如此;第三，政治斗争也会波及足球运动，并引发足球流氓间的冲突，在西班牙，皇马、西班牙人、皇家贝蒂斯、巴伦西亚等在佛朗哥时代属于“右派”，而巴萨、拉科鲁尼亚、毕尔巴鄂竞技、塞维利亚、巴列卡诺快速、维哥塞尔塔等属于“左派”，彼此间很容易“擦枪走火”。
其它国家的足球流氓暴力也大体可以归纳入这几类。如“德比类”有阿根廷博卡对拉努斯、博卡对河床，意大利罗马对拉齐奥、热那亚对桑普多利亚，英国阿森纳对热刺、利物浦对埃弗顿，哥伦比亚麦德林民族和麦德林独立，澳大利亚西悉尼巡游者对悉尼FC，埃及的开罗阿赫利和开罗扎马莱克等;“地域间”类有巴西圣保罗对弗拉门戈，阿莱格里港国际和格雷米奥，法国上科西嘉岛的巴斯蒂亚对科西嘉岛的阿雅克肖，意大利的南方球队对北方球队，埃及的开罗阿赫利对塞得港埃及人;“文化冲突和阶级冲突类”有英格兰的“蓝白之争”（传统上穿蓝色系球衣的埃弗顿、曼城、温布尔顿等球队支持者多为蓝领，白色系的托特纳姆热刺等队支持者多为白领，但这种界限近年来趋于模糊，蓝色系的切尔西是著名白领球队，而白色系的利兹联则被认为更偏蓝领），苏格兰的凯尔特人和格拉斯哥流浪者之争（前者球迷多信奉天主教，后者则有很多圣公会信徒），约旦的威赫达特和费萨里（前者支持者多为原巴勒斯坦难民，后者则多为原外约旦本土居民）;“政治矛盾类”如法国科西嘉岛球队和本土球队间、埃及塞得港埃及人队和开罗阿赫利队间（后者指责前者亲穆巴拉克，而自己以“革命青年”自诩）……许多时候这些矛盾会纠结在一起，如意大利罗马和拉齐奥的球迷流氓矛盾纠结历史悠久，其中就有“德比因素”（都在罗马且共用一个球场）、“阶级分歧”（罗马球迷多蓝领，拉齐奥多白领;前者多为左翼而后者多为右翼）和“政治矛盾”（罗马球迷常常指责拉齐奥球迷是“法西斯余孽”）等多重矛盾相互纠结。
足球流氓最大的特点是“有组织”，世界各国都有“榜上有名”的足球流氓组织，如英国利物浦的The Urchins、 RRS Runcorn Riot Squad，热刺的Yid Army和 Tottenham Massive，法国巴黎圣日耳曼的“Kop of Boulogne”（KOB，因仰慕盘踞在安菲尔德Spion Kop看台的利物浦足球流氓而得名），德国德累斯顿迪纳摩的Hooligans Elbflorenz，波兰克拉科夫的“鲨鱼”，葡萄牙本菲卡的“无名男孩”，西班牙马竞的“马竞阵线”、巴萨的Boixos NOIS……
同为“足球流氓组织”却有迥异的特色：大多数这类组织是从普通球迷中产生的，在不闹事时一般会被警方和俱乐部视为普通的球迷组织，这类足球流氓组织闹事的特点是“激情性”——一般都会因诸如输球、对裁判判罚不满或和死对头球迷间发生摩擦而即兴发生（俗称“有组织无纪律”，一般“激情”消退后就会很快安静下来;而一些“有背景”的足球流氓组织则可能“借题发挥”，如哥伦比亚毒品犯罪最猖獗时，“毒都”球队麦德林民族队和其它球队间的比赛很容易滋生足球流氓事件，甚至对球员、教练员和裁判员的威胁、谋杀，背后就有“可卡因之手”的力量，而东南亚一些足球流氓事件的背后，则有赌博集团“放盘”的阴影，法国科西嘉岛上两支球队和本土球队间的足球流氓冲突在上世纪60-80年代“宛若战争”，和科西嘉岛上分离运动“借题发挥”有关，2012年导致数百人死亡的“2.1”塞得港球迷骚乱事件，则有着“尼罗河之春”后埃及社会族群对立的影响（号称“开罗曼联”、以大众俱乐部为特色的开罗阿赫利球迷多为开罗失业青年，他们对“革命成功自己却依旧失业”十分不满，并迁怒于穆巴拉克儿子曾支持、球迷多为白领或政府职员的塞得港埃及人，当客场输球后，早已偷偷携带各种凶器上看台的两队足球流氓借题发挥大打出手，结果酿成21世纪以来伤亡最大的足球流氓惨剧。正如当时一位目击者所言，“他们不是足球流氓，他们就是流氓”。
被黑帮渗透的足球流氓组织也并非“一张面孔”：哥伦比亚黑帮控制足球流氓组织后往往“往死里做”，制造过许多骇人听闻的事件;而意大利、土耳其黑帮却素有“不要出人命”的传统，讲究留有余地，不下死手。
足球流氓团伙间也讲究“合纵连横”，一些关系较亲近的不同俱乐部足球流氓团伙会“联盟对敌”，如在西班牙，巴萨的足球流氓团伙有时会拉拢马竞“同行”对付皇马对手，而皇马足球流氓团伙则和巴萨同城对手——西班牙人俱乐部的一些足球流氓团伙结成“姐妹关系”。有时两个俱乐部的足球流氓团伙本是死敌，但面对共同“敌人”时也会暂时携起手来，如前述埃及“2.1”事件中，开罗阿赫利的德比对手——开罗扎马莱克足球流氓就选择站在开罗阿赫利一边，去攻击塞得港埃及人队的支持者，因为在他们看来两家开罗球队都是“草根大众队”，是“人民内部矛盾”，而和塞得港埃及人队则“非我族类”。
二战前由于交通、资信不发达，足球流氓间的冲突主要集中在国内联赛，二战后则有向国家队和不同国家俱乐部间比赛蔓延的趋势，比较著名的首推1985年“5.29”布鲁塞尔海塞尔球场惨案，当时欧洲冠军杯决赛在英格兰利物浦和意大利尤文图斯间举行，双方足球流氓在比赛前大打出手，导致39人死亡（大多数是意大利人）、600多人受伤;2005年马里和多哥世界杯外围赛中，多哥客场2：1获胜，导致马里首都巴马科街头爆发大规模骚乱，马里国家队员被威胁殴打，许多汽车被焚毁，商店被抢劫，由于体育场靠近马里国家博物馆，部分足球流氓还毁坏了一些文物古迹，体育场附近的马里奥委会办公室也被点燃。笔者当时恰好在巴马科市，亲眼目睹了这一幕令人惊恐的场景。
而足球流氓事件引发的最“高级”冲突，则非1969年萨尔瓦多-洪都拉斯“足球战争”莫属：当时世界杯只有16个队可以进入决赛圈，中北美洲总共只有两席，其中一席还被东道主墨西哥给占了，剩下的几十个国家争夺唯一的一个席位，其竞争激烈程度可想而知。等到最后，捉对厮杀的两个国家，正是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
主客场比赛，双方足球流氓团伙竞相给对方制造干扰，由于洪都拉斯输球，恼羞成怒之下宣布和萨尔瓦多断交，驱逐全部萨尔瓦多侨民，没收其土地、财产，对方则如法炮制。由于两国政治、经济和移民等方面早有宿怨，此次正好借机大打出手，战争打了100个小时，而两国的战争状态则维持了11年之久，这场“最高级”足球流氓骚乱引发的“真正战争”，以双方各死2000人左右、大量侨民背井离乡的两败俱伤而告终。
近年来足球流氓呈现出年轻化、“光头党化”等特点，即出现大量高呼民粹主义甚至种族主义口号的极右翼“球迷”，这些“球迷”普遍年轻且文化程度不高，对看球并无特别兴趣，却热衷于在球场内外惹事，目的是宣泄对社会的不满、吸引媒体和他人关注、制造影响和扩大自己“地盘”。由于是信息、网络时代，这种“光头党化”的球迷出现“到处复制繁殖”的特点，原本仅在个别国家足球场看台上出现的挥舞纳粹标志旗帜、呼喊侮辱有色人种口号、向黑人球员投掷香蕉或集体学猴子叫等，如今已“遍地开花”，尤以东南欧国家为甚。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对足球流氓的危害各国早有防范，前面提到的英国爱德华二世敕令是最早针对足球流氓的禁制令（当然，这道禁制令因噎废食地把足球也一并禁制了），早在二战前，英国、波兰、希腊和阿根廷等国就开始动用警力和司法程序对付闹事的足球流氓，“海塞尔事件”后，各国普遍加强了对足球流氓的整治，并采取了各种措施。
——对足球流氓组织“禁足”。
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等率先采取了这类做法， 包括俱乐部自律（和著名足球流氓组织拉开距离，不再提供球票优惠），法律禁制（禁止上黑名单的足球流氓接近球场和足球相关活动），惩罚触犯刑律的足球流氓等，法国甚至直接取缔了著名的KOB足球流氓组织（2010年KOB成员洛朗斯Yann Lorence在KOB和马赛Supras两大法国足球流氓组织间火并中被对手谋杀，导致法庭作出这一判决）。
——足球流氓“黑名单”信息共享。
在信息时代各国足协和重大赛事主办国会将各自足球流氓“黑名单”信息共享，从而未雨绸缪地防范这些“不安定因素”接近赛场和赛事。
——对涉事足球流氓所支持的俱乐部甚至足协加以惩罚。
最出名的是“海塞尔事件”后的惩罚措施，此事导致整个英格兰的各级俱乐部被禁止参加欧洲三大杯赛5年之久，使得原本在欧洲赛事称雄的英格兰俱乐部多年一蹶不振，曾经的欧洲豪门——“红军”利物浦大伤元气，至今都未能恢复昔日之盛。
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新一代足球流氓组织较前更灵活、松散和“在线化”，他们常常在网络或手机平台上串联，以“快闪”的方式发难，令赛事主办方和警方难以招架。“禁足”和“黑名单”看似周密，但对于层出不穷的“菜鸟足球流氓”、尤其那些并非真正球迷，上看台闹事只为借题发挥的“专业足球流氓”，禁制令往往挂一漏万，而此次欧洲杯中足球流氓事件多发也表明，“黑名单共享”存在不少漏洞，如欧盟内部信息充分，而欧盟以外国家足球流氓组织、骨干信息则普遍欠奉，导致了法国街头不同国家足球流氓间的“不对称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