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玩鉴定之水月镜花（下）
图蒋成龙
从断代、鉴定再到评估，古玩相比当代艺术品收藏来说，技术层面的风险自然是呈几何数倍增的，每多一条参考因素，那么误判的可能性就越高。
在日常的研究和鉴定工作中，笔者经常遇到一些“不真”但也“不假”的情形，并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非黑即白”。其中最关键的因素取决于如何界定“真”这个概念。
仿品、赝品、臆造品与改制品——价值判断需谨慎
白玉兽面纹匝（yi），清乾隆造办处产物，先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玉器馆。该器型仿照古时青铜器的外观和风格制作，也算是一种“朝仿朝”的作品。
通常我们所说的“真”是指器物的材质、造型、纹饰、工艺和次生变化（如包浆、沁色、釉面变化、锈斑等）特征一致，那么即可断言为“到代”的古物无疑。
反之，如果一件西汉造型的白玉双耳杯上雕了一个“阿童木”（材质、造型和纹饰年代特征不符），又或者出现类似“兽面云雷文青铜U盘”（材质、纹饰和器型、用途不符）之类的东西，那必然不“真”，但也未必“假”，这取决于工匠的制作意图。上面提到的两个极端情况比较明显，制作者显然没想以此冒充古物，做旧后在市场当做古董销售。如果一定要做个总结，恐怕只能说：“师傅，您又调皮了……”
然而，市场上也充斥着一些年代特征错乱混杂，甚至异想天开的仿古器物，我们统称其为“臆造品”，连“赝品”都算不上。这类器物的出现主要是由于仿古工匠对历史研究的匮乏，或是为了满足藏友的猎奇心态，把不同年代的工艺、纹饰、造型特征捏在一起甚至凭空想象，形成一件令人哭笑不得的器物，并冠以“文化过渡期产物”的名头在市场上被人恶意炒作。相对来说，这类器物的判断只要参考标型学鉴定，是最容易判断的“假”品。
在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历史之中，历朝历代的先祖们对艺术的理解都有他们各自独到的见解和表达，其中不乏资源拮据的战乱年代，少数民族统治的异域风情，全球文化交汇的艺术盛世，以及追求古意的风雅时期。
东周列国时期，战火不停，天下大乱，然而注重礼制的周人仍然需要玉器进行祭祀和礼仪活动。如此兵荒马乱的时期，和田玉从西域流入中原的途径一度遭到阻碍，致使中原地区玉料供应紧张。为此，更早时期流传下来的玉器，特别是那些已经完全或部分损坏的器物，就被改造成需要的样子以供当世人们使用。
对于这种现象，我们称其为“改制品”，在考古出土器物中为数不少。不过这取决于改制的年代。如果是现代人改制的，则被称为“老料新工”，属于“仿古”的范畴了。至于是否刻意做旧或仿旧则需要具体分析。如果确有仿旧之意，那就有可能被划为“赝品”一类，既是“假”了。
出土自安阳殷墟54号墓的玉钺，通体呈“鸡骨白”状。从其圆形的整体外轮廓、中心钻孔和整体开片的方式来说、应当曾经是一件玉璧，后改制成这个样子的。
那么“仿古”只有当代人做吗？显然不是。其实自从“古玩”这个概念诞生以来，那些追求古韵的文人墨客们都对时代韵味浓厚，散发着神秘和厚重历史气息的玩物情有独钟。当然，古董文玩历来价格不菲，能淘到一件称心之物也需要机缘巧合，而精品自然又在行家之间趋之若鹜，一物难求。那么仿古艺术品自然就变成了最为合理的替代品，以共人们寄托情怀。
远了不说，宋朝崇尚古风的审美已经全国普及，上至帝王将相，下至百姓庶民，都对古董文玩青睐有加。除了器物造型、纹饰和艺术风格仿照前朝进行改良之外，也会用提油、沁注的方式进行仿古。明清两代的艺术工匠们也大量吸取前人的经验加上自己对艺术的理解，创造并发展出了众多仿古器物，其中不乏皇宫御制的艺术精品。就拿乾隆皇帝来说，在他的审美影响下，清宫造办处使用古法制作的瓷器、玉器等制品不乏仿古精品之作，被世人广为赞颂并流传至今。
这种现象在收藏行业中被称为“朝仿朝”，大体解释为“后朝仿制前朝器物”的意思。不过更加详细地解释，其实不仅仅是朝代，如果某个时期的艺术具有其独特的审美或社会意义，也会被后人竞相模仿，广为流传。在这个广义范围下，当代人书写的“毛体字”，解放后出口创汇制作的“出口瓷”，到底算真算假呢？再更进一步说，百年之后，我们如今制作的这些仿古器物，到时是不是也变成了具有“历史年代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古董呢？
综合了如此之多的因素，读者们可能会和笔者一样，对“真”与“假”这两个字的定义产生了脱离于“非黑即白”的认识。既然如此，他们的价值评定就该更加谨慎，不是“假”的都不值钱。当然，说道“值钱”这个概念，还有很多因素需要考虑。
一分货未必一分钱——价值取向应客观
既然是收藏，那么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价格和价值问题，这个步骤被称为“评估”。不过在进行价格评估之前，器物的年代、真伪和价值问题首先需要确认，再参考当前市场中同类或近似的成交记录，最后结合这些因素给出一个合理的价格。
用笔者的方式来理解，“这件东西看起来是什么年代的？”叫做断代;“真的是那个年代的吗？还是后人仿的？”叫做鉴定;“这件器物等级规制如何？历史、文化、科技等其它价值如何？”叫做价值评估;“这件器物的品相如何？如果放到当代艺术品市场中流通应该值多少钱？”叫做价格评估。
举例来说，同样是玉器，官作和民作的区别就会大相径庭。通常情况下，官作器物使用的材质更佳，工艺更精。毕竟是给皇宫贵族玩的东西，从选料到制作，从创意到设计，每个步骤都要精雕细琢，出不得半点岔子。夸张点说，古代的宫廷御用工匠们可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干活儿的，与经济利益关系不大。
如此一来，作品的稀有性、艺术和技术水平自然和民间工坊不在一个档次。如果该器物流传有序，被证明为某位权势极高之人，甚至帝、后所拥有，那更是代表了当时同类器物的最高水平，身价可想而知。
相反，有些器物由于出土环境较差或者流转过程中遭遇风波导致品相受损，甚至已经残破;又或者其出土数量较多，不足为稀;又或者材质本身不够考究，制作工艺不够精美;那么这些器物可能并不具备较高的市场价值，流通量和需求量也相对较小，但并不代表他们不具备学术研究价值。
材质价值对于古董来说通常并非首要考虑因素，但在某些门类之中还是极其重要的。玉石、宝石（包括珍珠、蜜蜡等）、国石（包括鸡血石、青田石、松石等）由于其材料天然形状和质地等因素无法人为改变，因此其材料价值所占比重相较书画、青铜、瓷器等高很多。毕竟是天然矿物又不可人为改变，所以在同等质地为前提下，越大的自然价值越高。通俗点举个例子，如果1克拉的钻石是1万元，那么2克拉的可绝不是2万。
另外还有一类收藏品，由于具有典型的时代特征，见证了一段历史或特殊事件，因此在没有参考物的前提下也很难准确衡量他们的价值。最为典型的例子就
是英国女皇头冠上的“黑王子红宝石”。而在我国，抗战时期以及60年代中至70年代中期的艺术作品被标以“红色题材”，在收藏行业中也占有一席特殊的位置。
除此之外，藏品的市场价值还与其流转过程有关。大体来说，古董被分为“出土物”和“传世物”。顾名思义，出土物既是指经过正规或不正规挖掘而出土的器物，通常会与盗墓联系在一起，自古有之。在我国，直至文物法的出台正式将盗墓和文物倒卖定性为犯罪行为后逐渐减少;传世物则是通过代代相传保存至今的器物，未曾入土。不过也偶有出土后再经传世至今的器物。
无论哪种来源，器物的流转过程在每个不同历史时期都有一些特定渠道。比如解放前，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劫掠了大量奇珍异宝。这些古玩珍品的一部分被带到上海租界，通过海运形式流转到了欧洲大陆，从而又销售、转运至美洲和全球各地。北美地区各大收藏家族的藏品之中不乏通过此种渠道获得的古董，成就了他们举世闻名的收藏系列。如果这些船运、出入关等票据文书尚存，那么除了能够证实该藏品的身份之外，对其收藏价值也有极大的提升。这就是所谓“流传有序”。
当这些藏品进入了名家之手，形成系列收藏，其价值将会进一步提升。逻辑上，收藏名家的眼光自然高于常人，相当于在众多藏品中筛选了一遍，得入法眼的才被列入自己的收藏系列。从拍卖会的成交记录也事实证明，诸如毕晓普（Bishop）、安思远（Ellsworth）这种古董教父级别的收藏家，其藏品质量和价格都远非一般藏家可比的。
断代、鉴定到评估——水深坑多需谨慎
从断代、鉴定再到评估，古玩相比当代艺术品收藏来说，技术层面的风险自然是呈几何数倍增的。每多一条参考因素，那么误判的可能性就越高。专家之间也会存在意见相左的时候，且时有发生。
笔者常用“100分原则”来比喻艺术品的价值和价格。通俗来讲，如果花100元可以买到100分的东西，那么这件东西到底是多少分？多少钱？如果30元买了50分的东西，尽管绝对值不高，但性价比是不错的。相反，如果80元买了60分的东西，恐怕就亏了。
然而，这条原则只适用于当代艺术品或玉石珠宝。鉴于古玩的参考因素太多，技术风险较大，笔者更倾向于“1分否决”的原则。也就是说，对于古玩鉴定的结论不存在“差不多，还行”的模糊定论，要么100分，要么0分，没有“及格线”的说法。从器物的外形、纹饰、材质、工艺和次生变化等各个层面进行分析，
哪怕有一条质疑也决不敢轻易断定真伪。至于质疑之处是否合理，除了鉴定水平因素之外，也有很多通过经验判断的个人主观因素发挥作用。
由于知识结构、工作经历、学术观点、鉴定习惯等各方面的区别，有时在对同一件器物的鉴定意见方面，专家之间也会产生矛盾。以笔者个人的经验来说，平心而论，除非比较明显的特征判断失误之外，通常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对于这种现象，说句稍不负责的话，在业界公认的具体量化标准出台之前，恐怕也只能“见仁见智”了……
（作者为中国收藏家协会学术研究部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