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边界问题是英国人制造的？
中印边界问题
蔡亮
导语： 英国殖民者在东边划了一条“麦克马洪线”，在西边划了一条“约翰逊线”，轻轻松松地便把原属中国的12.5万平方公里在地图上收入囊中。
喜马拉雅山脉巍峨壮丽、高耸入云，自西向东逶迤数千公里，横卧在中印两大文明之间，彼此形成各具特色的地理单元。但中国的政治势力所及，却早越过了壁立千仞的群山。向西，它将素有“小西藏”之称的拉达克地区揽入怀中，向东南，它将一片葱郁，湿润肥沃的藏南地区尽收眼底，这里既有在藏传佛教中被喻为众神聚会之地的南伽巴瓦峰，亦有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故乡，被藏族民众视为圣地的达旺地区。
长期以来，中印边界虽从未经过正式划定，但由于双方人民活动和行政管辖所及，两国之间存在一条传统习惯线。然而，随着英国在19世纪逐步确立起对南亚次大陆的全面殖民统治，这条传统习惯线也频频遭到英印殖民地政府的侵扰，中印边界问题更分别从东中西三个区域浮出水面。他们恣意妄为，大笔一挥，在东边划了一条“麦克马洪线”，在西边划了一条“约翰逊线”，轻轻松松地便把原属中国的12.5万平方公里在地图上收入囊中。实际上，这背后既是西方殖民者对东方文明体系的一种侵蚀和破坏，又隐含着英俄列强之间争夺地区霸权的意味。1947年，英国殖民者离开南亚次大陆，印度实现独立。但英国殖民者制造的边界问题却遗留下来，不但成为印度非法侵占中国领土或对华提出无理领土要求的“法理依据”，还日益成为阻碍中印关系稳定发展的定时炸弹。
（小标题）中印东段边界问题
中印东段边界涉及范围广阔，包含整个藏南地区。英印殖民地政府对该地区的染指可以追溯到道光初年。针对英国的侵略野心，清政府也采取了一些加强边境管理的措施，如设置州县等，并在某些边界地段设立界碑。但不久就被英军拔除、北移。到了1912-1913年间，英印阿萨姆当局又非法将藏南地区分成西、中、东三段，并委派行政长官。
然而，若要论对中印东段边界问题的形成产生至关重要影响的，则不得不提及一个名叫麦克马洪（Sir （Arthur） Henry McMahon）的英国人。他出生于1862年，父亲是英国的陆军中将。1880年，麦克马洪被任命为英国驻印度军队的陆军中尉。此后的十余年间，他基本上是在印度西北部边境渡过了自己的职业生涯。从1894年开始，他有多次给英国各殖民地划分边界的经验，如1894年6月，他作为英国的外交专员，主导划定了阿富汗和今巴基斯坦俾路支省的边界。十年后，他又是在波斯（今伊朗）和阿富汗之间的边界画线的仲裁员。1906年，他受封为爵士，并晋升为中校。不久，英国政府又任命他为英印殖民地政府的外交秘书（即英印殖民地政府的外务大臣）。
1913年10月，由英国策划在印度北部的西拉姆召开了一次所谓“中英藏三方会议”（俗称“西拉姆会议”）。在西拉姆会议召开前夕，麦克马洪便命令英国军队的一名叫贝尔的上校带领一支探险队，以考察为名深入藏南地区勘探地形，搜集地理自然资料。日后臭名昭著的“麦克马洪线”便是麦克马洪根据贝尔提供的资料，大致以喜马拉雅山脉的山脊线为标准划出的。而中印东段的传统习惯线大体上一直是沿着喜马拉雅山南麓和布拉马普特拉河北岸平原交接线而行。经麦克马洪的大笔一挥，藏南地区约9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就这样被“划入”印度。
“麦克马洪线”是麦克马洪在西拉姆会议之外背着中国中央政府的代表，于1914年3月24日，在德里同十三世达赖喇嘛的特命全权代表——夏札·班觉多吉，用秘密换文的方式划定的。但到三方在4月27日签订草约时，麦克马洪虽然把划有“麦克马洪线”的地图当作整个协议的附件塞进草约，但并未将其与夏札·班觉多吉之间的秘密换文放进草约中。因此，尽管在草约的附件里，有两张画有“麦克马洪线”的地图，由于没有任何文字说明，也没有标出城镇、河流的支流、村庄、重要的山脉和山口等等划分边界线必须的一些基本要素，中国中央政府的代表根本就不知道这两张地图上画出的一條细细红线究竟所指为何，更不会知道，它竟然就是英国人单方面划定的所谓中印在东段的边界线。
实际上，不但是中国中央政府在很长时间内不知道这条“麦克马洪线”，英印殖民地政府在很长时间内对此也并不知情，直到20年后，当不丹与阿萨姆邦发生对色拉山口以南一些部落的管辖权之争和英国植物探险家花德金（F. Kingdon Ward）擅闯色拉山口以北考察被当地藏官滞留的事件发生后，英印殖民地政府才注意到相关事宜。
自1930年代中期开始，英印殖民地政府加剧了对藏南地区的侵略，并于1943年非法成立了所谓的“东北边境特区”（Northeast Frontier Agency， 简称NFA）。而这些均成了印度在独立后非法侵占藏南地区的所谓历史与法理“依据”。
（小标题）中段边界问题
中印中段边界介于尼泊尔和克什米尔之间，位于西藏自治区的札达至普兰县的对印边界线上，总长为643.6公里（一说为450公里）。中印双方在司丕提、什布奇山口附近、尼兰地区和巴拉霍蒂这四处存在争议，面积达2000平方公里。中国认为这四处所涉及地区即传统习惯线以东和以北的巨哇、曲惹，什布奇山口以西的桑、葱莎、波林三多乌热、香扎、拉不底等地区历来属于中国，是中国边境居民生息和活动的地方，长期为中国西藏地方政府所管辖。
中段地势崎岖，位置偏僻，历来受关注的程度远不及东西两段，但实际上中段争议出现时间恰是最早的。争议起源于作为藏印混血民族的菩提亚人冬夏在西藏与印度之间的迁居。19世纪初叶，英国殖民者已经牢牢确立了在南亚次大陆北部的统治，菩提亚人在印度境内时向英国殖民者纳税，英国殖民者遂认为菩提亚人行迹所至皆应划入印度。中印中段争议由此而起。
那么英国殖民者又是如何蚕食中国领土的呢？他们的惯用手法是，先派人前往西藏边境从事勘测活动，然后在制图时故意篡改传统习惯线，以使边界的变动有利于英国殖民者的主张。如英国派往西藏边境从事勘测活动的斯特拉彻中尉就在勘测香扎、拉不底时把边界推到这一地区以北的分水岭上。为此，他还得意洋洋地自我吹嘘道：“在这部分将会看到，我使英国的疆界把以往测量者所没有勘探过或忽略了的许多地方包括了进去：拉不底谷地对阿里方面来说要比对爪尔或帕因康达开阔和容易进入得多，这样，说它不属于拉萨似乎是值得怀疑的。但我却抓住它的水流入帕因康达这点来确定它在边界地图上的位置，以便英国的边界推进到波尔奇山山脊和通往沙尔沙尔的低的山口”。
1920-30年代，英印殖民地政府真日土邦和西藏地方政府在桑、葱莎地区发生争执，印方布夏尔邦的介入使问题更趋复杂化。当时英印殖民地政府已经侵占桑、葱莎地区，为使它的侵占行为合法化，1926-1935年，英国同西藏地方政府就桑、葱莎地区的归属问题举行了谈判。1928年，英国驻锡金政务官贝利中校曾致函西藏地方政府，信文和附图提出了划界的具体建议，即英国愿把葱莎以北直到桑觉拉山口的地区归还西藏，而西藏应承认桑、葱莎地区系英属印度的领土。然而，这一建议与传统习惯线的位置仍然不符，西藏地方政府表示不能同意，谈判未获结果。英国的意图虽未能实现，但西藏地方政府亦无实力夺回被侵占的桑、葱莎地区。
（小标题）中印西段边界问题
中方认定的中印西段传统习惯线分为两部分，以空喀山口为交接点：以北是新疆皮山、和田两县和印属克什米尔辖下拉达克的边界;以南是西藏日土、噶尔、札达三县和拉达克的边界，大体上沿喀喇昆仑山脉将中印自然隔开。但英国殖民者对中印西段边界的看法是动态的，这与英俄两大列强在中亚的扩张息息相关。 “约翰逊线”正是在英国政府和英印殖民地政府的外交机构对俄罗斯帝国在中亚的扩张采取针锋相对政策的背景下 “脱颖而出”，成为英国殖民者单方面划定的中印西段边界线和印度在西段向中国提出无理领土要求的最初“法源”。
约翰逊其人本是英印殖民地政府测绘局的一名工作人员。1864年，他越过喀喇昆仑山脉，进行了一次冒险和探险的旅行。他的足迹到达整个阿里地区和阿克塞钦地区，发现那里人烟稀少，气候条件异常艰苦。约翰逊最后达到昆仑山脉附近，然后經阿克塞钦往西，再越过喀喇昆仑山山口，经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回到印度。
约翰逊回去以后，根据自己的旅行记录，在地图上划出了一条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与中国西藏、新疆的所谓“边境线”。约翰逊把喀喇昆仑山和昆仑山之间的阿克塞钦等约3.35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都划给了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更为重要的是，约翰逊还把自己的旅行报告及旅行地图刊载在1867年第37期的《皇家地理学会杂志》上。英国政府在这本杂志上看到这条“约翰逊线”后，立即发觉这条线对防止俄罗斯帝国在中亚扩张大有裨益，于是本是旅行图上划的线便摇身一变成为所谓的中印西段“边界线”。
当时的新疆正遭受来自中亚的阿古柏的侵扰，直到十年后的1877年才被左宗棠收复。为加强对边疆的控制，清政府不但设立新疆省，还在很多重要位置设立边防哨所，并派候补主簿李源鈵等人在1891-1892年间踏勘了整个南部边疆地带。李不但在喀喇昆仑山口竖立界碑，埋下铁铸界牌。李虽然尽忠职守，足迹遍布新疆与拉达克边境线附近的所有地方，还竖立界碑，以正视听。然而，他没有画出地图，中国也没有类似《皇家地理学会杂志》的刊物让他发表踏勘成果。随着时间的流逝，李源鈵这个人和他做过的事也鲜有人知，更遑论有人知晓他竖立界碑之处正是喀喇昆仑山山脊线。
“约翰逊线”被提出之后，根据情势的变化，英国殖民者还先后提出过修订版的“阿尔达线”和“马继业—窦讷乐线”，随意地将中印西段边界线按照其外交政策的需求变来变去。虽然包括“约翰逊线”在内的这些“边界线”最后都未能改变中国对阿克塞钦等地的有效控制，但都毫无例外地成为独立后的印度用来争夺中国领土的“法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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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印度实现独立，这本来应为中印边界的合理解决提供了良好的前景，但由于印度政府继承了英国的殖民主义遗产，进一步加紧了对三段边界的侵占，再加上其1959年对西藏叛乱势力的支持，终于导致了1962年的边界冲突。这也使得中印边界问题的解决越发复杂和敏感，如芒刺在背般地横亘在两国之间，成为彼此改善关系，拓展合作的一个重大障碍。（本文作者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