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敏：隐姓埋名站在核前沿
搞核武,他隐姓埋名28年
吴志菲
2015年1月9日上午，一年一度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站在了颁奖台上，他侧身对着观众席，望着台侧，微笑着，等待着。习近平将颁奖台中央留给了一位老人。轮椅徐行，距离老人还有一米多，习近平弯下腰，向老人伸出双手。两双手紧紧握在了一起，雷鸣般的掌声在会场上空涌动……
这位老人就是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于敏，他曾被隐姓埋名近30年，直到1988年身份才得以解禁，但由于当时的解密程度有限，许多史实还没有公开。就连于敏的妻子都曾感慨：“没想到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的！”
于敏与邓稼先的暗号：“打了一只松鼠”
1961年1月的一天，于敏应邀冒雪来到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的办公室。一见到于敏，钱三强就直言不讳地对他说：“经（中科院近代物理所长）所里研究，请报上面批准，决定让你参加热核武器原理的预先研究，你看怎样？”片刻思考之后，于敏紧紧握着钱三强的手，点点头：“国家需要我，我一定全力以赴！”从那一天起，他开始了长达28年隐姓埋名的生涯。
当时，国内仅有一台每秒万次的电子管计算机，并且95%的时间分配给有关原子弹的计算，只剩下5%的时间留给于敏负责的氢弹设计。穷人有穷办法，于敏记忆力惊人，他领导下的工作组人手一把计算尺，废寝忘食地计算。一篇又一篇的论文交到了钱三强的手里，一个又一个未知的领域被攻克。几年里，于敏、黄祖洽等科技人员提出研究成果报告69篇，对氢弹的许多基本现象和规律有了深刻的认识。
1964年10月16日，我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两年之后的12月28日，又在罗布泊核试验基地进行了首次氢弹原理试验。
当年，于敏率领“轻核理论组”携带所有资料和科研成果，奉命调入二机部第九研究院（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前身）。不久，他带领小分队赶往华东计算机研究所，埋头于堆积如山的计算机纸带，做密集的报告，寻找突破氢弹的技术路径。
一天，于敏发现了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解决了氢弹原理方案的重要课题。他当即给北京的邓稼先打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电话。为了保密，于敏使用的是只有他们才能听懂的隐语：暗指氢弹理论研究有了突破。“我们几个人去打了一次猎……打上了一只松鼠。”邓稼先听出是好消息：“你们美美地吃了一餐野味？”“不，现在还不能把它煮熟……要留做标本……但我们有新奇的发现，它身体结构特别，需要做进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们人手不够。”“好，我立即赶到你那里去。”
第二天，邓稼先就赶到了上海。一到嘉定，就钻进计算机房，听取了于敏等人的汇报，并与他们讨论分析，兴奋得像个大孩子头儿。
1967年6月17日8时，罗布泊沙漠腹地。一声惊天“雷鸣”，万里碧空升腾起炽烈耀眼的火光，一朵蘑菇云顶天立地……中国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的第一颗氢弹在中国的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曾有核武器专家指出，世界上仅有两种氢弹构型，一种是美国的T-U构型，另一种就是于敏构型。而于敏构型比美国T-U构型设计更加巧妙，首爆氢弹体积比美国要小。
“我这人不大流泪，也没有彻夜不眠，回去就睡觉了。睡得很踏实。”于敏回忆试验当天如是说。
“土专家”的故里情怀
这位荣获国家最高科技奖的得主———于敏，竟是一个完全没有出国留学经历的“土专家”。
1926年8月16日，于敏出生于宁河县芦台镇（当时属河北省，今属天津市）。于敏的青少年时代历经军阀混战和抗日战争，童年亡国奴的屈辱生活给他留下惨痛的记忆。在战乱中度过的于敏，看到的是岳飞《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里“兵安在？膏锋锷。民安在？填沟壑”的国殇。他把为国纾困的希望寄托在岳飞那样的民族英雄身上。
于敏在天津木斋中学念高二时，参加了高中三个年级的基本常识统考，张榜时他居然得了全校第一名。于敏的优秀引起了刘行宜老师的注意，她担心木斋中学现有的教学条件不能满足于敏这样难得的人才，于是帮助于敏转到当时天津最好的耀华中学读高三。耀华中学教师的启发式教学，让他形成了一套独有的思维模式和学习方法。每当他学习一种新的东西，总要尽可能地涉猎一些相关知识来拓展知识面。融会贯通、由博返约、得其精髓、提纲挈领、灵活应用，这套方法使他成为当年耀华中学最优秀的学生之一。
于敏高中毕业时，父亲因病失业，家里断了惟一的经济来源，他面临辍学窘境。就在他发愁的时候，同班同学陈克潜回到家里，将于敏的情况告诉了父亲。陈的父亲是启新洋灰公司的协理，在他的推荐下，公司资助于敏上了大学。
1945年，于敏就读北京大学工学院电机系时发现，因为这里是工学院，所以老师只是把知识告诉学生会用就行了，根本不告诉学生根源，这使他很快就失去了兴趣并于1946年转入理学院去念物理，并将自己的专业方向定为理论物理。在物理系，于敏的学号1234013常年排在成绩排行榜的第一名。于敏的性格虽然适合学理论物理，但是他知道，相关的知识也非常重要，于是他广泛地选修了数学方面的课程。
1949年，于敏以物理系第一名的成绩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大学毕业生，并考取了研究生。1951年于敏就调入在钱三强任所长的近代物理所。由于于敏在基础研究方面取得的进展，1955年被授予“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的称号，1956年晋升为副研究员。1957年，以朝永振一郎（后获诺贝尔物理奖）为团长的日本原子核物理和场论方面的访华代表团来华访问，年轻的于敏参加了接待。于敏的才华给对方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回国后发表文章称于敏为中国的“国产土专家一号”。
对此，于敏有自己的见解：“‘土专家不足为法。科学需要开放，应该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只有在大的学术气氛中，互相启发，才利于人才的成长。现在的环境已有很好的条件了。”
“土专家”非常思念自己的故乡，牵挂自己的家人。2004年5月2日是于确难忘的日子，堂兄于敏相隔44年重返故里。“于敏比我大26岁，但我们一家都是于敏寄钱供养的。虽然我父亲和我伯父各自成家，但两家9口人吃住在一起，从没分家。”“当时他在电话里告诉我，不要惊动地方领导。让我领他到小时候住的地方和上小学的地方看看，然后再到汉沽看一看。”
看到于确一家生活不错，于敏非常欣慰：“看到你一家人生活得很好，我就放心了。”话语里充满了对兄弟深深的惦念之情。
戏院门前等退票的“核界诸葛”
谈到自己的一生有什么遗憾时，于敏说，一是这一生没有机会到国外学习深造交流，这对一个科学家来说是很大的遗憾———如果年轻时能够出国进修或留学，对国家对科学的贡献或许会更大;二是因为工作太忙对孩子们关心不够。他说，虽然想起来是遗憾，并不后悔。
于敏的一生中，应该说有无数次出国的机会，但是由于工作的关系，他都放弃了。1962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A？玻尔来北京访问，亲自邀请于敏到哥本哈根去工作。但是，由于当时于敏的工作已经转到了氢弹理论的研究，只好谢绝。
由于保密和历史的原因，于敏直接带的学生不多。蓝可是他培养的惟一博士。博士毕业时，于敏亲自写推荐信，让蓝可出国工作两年，开阔眼界，同时不忘嘱咐，“不要等老了才回来，落叶归根只能起点肥料作用，应该开花结果的时候回来。”
在于敏的儿子于辛的记忆中，父亲几乎没时间辅导他和姐姐的功课。“只有一次，我做物理作业遇到难题，父亲刚好有空，就过来给我讲解，还教会我一个解题的小窍门，让我在同学间很是得意了段时间。”
1960年到1964年，后来成为中科院院士、理论物理学家的何祚庥曾经和于敏在轻核理论组共事，并结下了半个多世纪的友谊。何祚庥说，于敏的工作奠定了氢弹理论的一切基础，“包括后来核武器小型化的发展，都建立在于敏的理论基础研究上”。
1988年，于敏从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副院长的岗位上正式退了下来。晚年，只是挂着个高级科学顾问的头衔。老人每天晨起后，先打一打太极拳，做一做健身操，然后早餐。饭毕，看一些科技资料、电视新闻，然后上网看看评论和消息。午饭后，还要睡一会儿。下午，看看报纸或读些历史、专业等方面的书。他说，他做的健身操、太极拳，都是野路子，不规范，不入流，锻炼身体活动筋骨罢了。
这位大物理学家，专业之外最大的爱好，是喜爱中国历史、古典文学、京剧和桥牌。他喜欢看的书有《资治通鉴》、《史记》、《汉书》、《三国志》、《三国演义》、《红楼梦》等等。于辛说，父亲业余时间很喜欢读书。《三国演义》、《红楼梦》更是一读再读。“父亲受传统文化熏陶很深，最崇拜诸葛亮和岳飞。诸葛亮的‘宁静以致远，淡泊以明志是父亲的座右铭。记忆中，小时难得见到父亲。现在他没那么忙了，一句句教孙儿《满江红》。”有人曾称他为诸葛亮式的人物，于敏说：“我比诸葛亮差远了，他是中华民族的英雄，我只是萤火之光，怎能与皓月争辉。”
杜祥琬院士也回忆说，于敏从年轻时代起就喜欢看书，“物理方面的专业书就不用说了。文学类的书他也特别爱看，尤其喜欢诸葛亮，以前一起开会时能把《出师表》从头到尾背下来”。何祚庥回忆说，当年于敏率领的工作组还很能苦中作乐，因为都喜欢看京剧，但京剧票买不到，邓稼先、于敏和他三人常常从郊区赶到人民剧场等退票，“现在京剧没人看了，那个时候红得不得了，我们的经验就是跑到门口去等退票，一定会有的”。
诸葛亮，是于敏心中的完人，那句“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常被老先生提起。而在报效祖国之外的于敏，有诸多憾事。于敏最常念叨的，就是几年前因心脏病去世的爱人孙玉芹。“她喜欢旅游，但她不放心我的身体，她时间都花在我身上了，觉得很对不起她。”老先生感叹：“常常睹物思人啊！”说完，是长长的沉默，接着又叹了一口气。“惟将终夜常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于敏念叨着元稹的这两句诗，要送给离去的爱人。
虽然于敏爱诗，但甚少写诗。他曾以一首《抒怀》为题的七言诗总结了自己沉默而又轰烈的一生：“忆昔峥嵘岁月稠，朋辈同心方案求。亲历新旧两时代，愿将一生献宏谋。身为一叶无轻重，众志成城镇贼酋。喜看中华振兴日，百家争鸣竞风流。”这或许是“核界诸葛”于敏一生的写照。
（责编 邱淑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