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包住火焰的纸
这是真的吗 纸能包住火
陶短房
让我们先从“体操门”说起。
从“体操门”说起
此次历时漫长、波及多位世界冠军和数以百计运动员、前运动员的体操界性丑闻，上至国家队，下至基层训练班无一幸免，性侵多名世界冠军的国家队纳萨尔（Larry Nassar）被判刑60年，在3位USOC高管辞职前10个月，前总裁彭尼（Steve Penny）已经辞职，而代表受害者之一、伦敦奥运体操冠军马洛尼（McKayla Maroney）的律师曼利（John Manly）还在施压，要求剩下的18名USOC董事会成员一并引咎辞职，引发广泛支持。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体操门”性侵触及了这一话题在北美社会的几个最大禁忌：依仗权势、垄断资源、特殊信任和特殊地位令受害者不敢或无力反抗;上下相维的“性侵文化”;针对未成年人的性侵。
首先说第一点。基层体操训练班的教练、队医不仅和小队员间存在长期信任关系，而且掌握着她们能否“更上一层楼”的生杀予夺大权，一旦他们利用这种信任和特权，胁迫小队员以身体“回报”，后者很难有反抗余地。而在高级别队伍层面则更是如此，一位前运动员言简意赅地指出，如果敢于拒绝或躲避“你就永远别想踏上奥运赛场”。
教练员和队医有许多职务之便：他们可以利用整理场地机会安装偷拍隐私的摄像头;可以“整理服装”、“纠正动作”、“身体检查”、“特别治疗”等借口理直气壮的上下其手;可以借口“开小灶”和小队员单独相处……而某些不法之徒正是利用了这些职务之便以售其奸。
再说第二点。长期以来美国体操界都片面强调“锦标第一”，强调维护“金牌团队”的优先，在这种情况下不但许多投诉被长期压抑，还出现了付给马洛尼125万美元“封口费”，让后者“同意自愿不公开有关内容”的更大丑闻。正如曼利等人所言，当体操界已形成一种相互包庇、自觉掩饰、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性侵文化”，当“潜规则”成为约定俗成的理所当然，整个管理架构和班子都必须“连根拔”。
至于第三点就更一目了然：体操是个“年轻项目”，即便奥运赛场上，女性选手中也有许多介于成年和青少年之间，而参加各级（包括国家队）训练的选手则几乎清一色未成年人，《明尼阿波利斯星报》和《今日美国报》统计，20年间仅美国就有368名女子体操运动员和前运动员指控教练、体操馆老板和队医等性侵，而实际人数可能高达此数字的3-5倍，这些受害者被性侵时几乎都未成年，其中最小的仅6岁。北美社会文化认为，这些未成年人心智不健全，未必知道什么叫性侵，未必清楚性侵的危害性，且她们年幼体弱，就算知道也未必有能力反抗。
此次被“大兜底”翻出来的体操界“性侵魔头”数量极大，身份多样，手段繁多：加州基层体操队教练兼牙医瑞克维姆（David Reiakvam）让年仅13岁的小队员在自家寄宿然后施暴;密歇根州某体操训练班主教练毕晓普（Phillip Paige Bishop）长期固定猥亵一名年仅10岁的小队员;前奥运集训队教练夏普（Marvin Sharp）不但以“训练需要”为名上下其手，而且以“不从就不给机会”胁迫小队员拍裸照;著名基层体操教练贝特曼（Jeffrey Bettman）自2000年起就在所任教的多家体操馆更衣室偷偷安装摄像机，偷拍小队员裸照，已查实的多达49人，最大16岁，最小仅8岁……
加拿大也并不能幸免：去年12月18日，加拿大安大略省萨尼亚警方发布一份声明，证实前加拿大国家女子体操队主教练、前任萨尼亚蓝水体操俱乐部（Bluewater Gymnastics Club in Sarnia）总监大卫.布鲁贝克（David Brubaker）涉嫌性侵小运动员，已被落案起诉。警方称他曾在2000-2007年间10次针对一名当时不满16周岁的女体操运动员进行过10次性犯罪，此外据当地媒体《萨尼亚观察家报》报道称，他还被另外3名当事人分别指控性攻击、性剥削和性骚扰，他被指控10项性犯罪指控（3项性侵、3项性虐待、3项性骚扰，1项引诱性接触）。
值得一提的是，其中多名“魔头”性侵行为早就被雇主怀疑，甚至被解雇过多次，但因为“性侵文化”导致“只要能出成绩就不会被其他雇主追究既往劣迹”，加上证据不足情况下雇主多半以其它借口开除涉嫌人员，他们在谋求新职时，新雇主对其劣迹一无所知，往往会让他们再次获得作恶的舞台。
“#Me Too”何以始于演艺界却在体操界“大热”
此次席卷美加两国的“体操界性侵风暴”，应归功于2017年稍早兴起于美国、针对娱乐界、媒体界、体育界和政界知名人士性侵丑闻的“#Me Too”大揭发。
“#Me Too”最初的突破口是好莱坞，第一个“罗马”的大人物是2017年10月被曝光的韦恩斯坦（HarveyWeinstein），此后著名喜剧明星C.K（Louis C.K.），著名演员埃夫列克（Ben Affleck）、威斯维克（Ed Westwick）/斯佩西（Kevin Spacey）和德雷弗斯（Richard Dreyfuss），前好莱坞影帝霍夫曼（Dustin Hoffman），著名经纪人麦迪纳（Benny Medina），制片人兼导演瑞纳（Brett Ratner），著名编剧泰奇（Jessica Teich），演员兼制作人希格（Steven Seagal），演員兼社会活动家武井（George Takei），著名编导托拜克（James Toback），著名制片人韦恩斯坦兄弟（Harvey&Bob Weinstein）……一时间猛料不断，“纸牌屋”等热门剧集甚至因此影响而被迫撤档或延期，“演艺界性侵”的风暴甚至从北美一路挂到欧洲、东亚。
但“三板斧”过后“演艺界性侵”却被“体操界性侵”抢了镜头，尽管前者涉及名人更多、曝光时间也更长，然而时至今日，公众关注的焦点无疑已更多转向后者，究其原因，是因为相对于“体操界性侵”同时触及“要挟式性侵”、“团队文化污染”和“针对未成年人”这“北美三大禁忌”，而“演艺界性侵”在这三个方面都不突出（要挟当然有，但情况较为复杂，既有掌握资源者主动要挟，也有希望“走捷径”者搞“变相交换”;“文化”也是存在的，但公众对娱乐界在这方面存在问题的容忍度，要比在体育界高得多;绝大多数提出指控的“演艺界性侵”受害者都是成年人，北美社会一般认为“成年人可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有能力趋利避害”）。
至于“#Me Too”的另一个曝光重点——政坛人士，则因为涉及人数不多、一面之辞较多，不涉及未成年人，以及很难证明在政坛存在“性侵文化”，同样显得不温不火。且在这方面，谙熟北美选举文化的当地人已“久经考验”，不容易“激动”，不会像“体操界性侵”那样义愤填膺。
体操圈以外的“三大禁忌”
并非仅有体操圈才存在“三大禁忌”。
纪律部队如果男女混杂，就很容易产生性侵问题，处于上级的施暴者以权势、纪律和上下级关系，往往令下级难以摆脱受害的命运。
如在美国，军方曾做出过“至少25%女兵受过性侵，80%受过性骚扰”的统计结论，1991年“泰罗克事件”（海军和海军陆战队航空兵以“总结会”为名召集4000人在拉斯维加斯聚会，会议期间83名女军人和7名男军人举报遭上司“有组织性侵”，事后军方调查却将责任归咎于低级官兵“不检点”，在舆论压力下军方不得不重新调查，结果导致14名将军和近300名飞行员受到处分）、1996年“阿伯丁丑闻”（当年发生在阿伯丁训练场、针对受训新兵的集体性侵和虐待行为）和2003年“空军学院事件”（当年毕业的女生12%承认受到上司性侵或企图性侵，659名在校女生中70%承认曾受到上司性骚扰，其中22%称受到“性胁迫”，19%声称是“各种性侵”的受害者，7%声称受到过强奸或强奸企图，此外还曝光了高年级男生集体“猎取”低年级女生的“校园文化”）。2013年全美军共有5061人报告自己遭性侵，但只有484起立案，376起定罪。在加拿大2016年统计局调查显示，过去一年间报告性侵的案例多达960起，因为担心性侵，军队招兵主管怀特克罗斯（Christine Whitecross）承认招兵困难，女兵比例远低于额定的25.1%，被曝光的军中施暴者低至下士，高至上校。
除了基本不涉及未成年人，“胁迫”和“性侵文化”两大因素在北美军队性侵问题上都很严重：美国前述“三大案”均不同程度出现过军方最初包庇隐瞒、等瞒不住才认真处理的问题，而从驻阿富汗、伊拉克美军女兵和某些水面舰艇部队女兵中传出的“男战友比敌人更需要提防”，以及许多当事人和目击者所印证的“在许多基层单位，男兵开女兵的‘荤段子被认为理所当然”等现象，都表明“军中色情文化”确实存在且根深蒂固。在加拿大，2015年官方媒体CBC曾曝光指出，军方一方面迫于压力宣布对军中性侵“零容忍”，另一方面阳奉阴违，时任总参谋长劳森（Tom Lawson）甚至发布命令，要求各级主官（涉及21名将军）不要理睬前最高法院大法官德尚（Marie Deschamps）所提交并要求军方整改的“军队性侵调查报告”，仅仅成立了一个“性侵问题办公室”装点门面（负责人就是前面提到的女将军怀特克罗斯）。一些人曾辛辣地讽刺称，劳森总参谋长自己就曾公开扬言，军中性侵“不过是男性生物构造使然”，上行下效，还能指望怎样？2015年7月万斯（Jonathan Vance）取代劳森出任总参谋长，这位在阿富汗时曾以强调军纪著称的将军上任伊始就宣示“严惩军中性犯罪”，但时至今日，谁也不敢说“军中性侵文化”就真的消失了。
除了军队，警察等其它纪律部队也是性侵重灾区，且由于警察的传统是“内部调查”，处理通常会轻描淡写甚至不了了之。如加拿大2015年一名多伦多女警控告3名男性同事尼兹尼克（Leslie Nyznik）、卡贝罗（Joshua Cabero）和卡拉（Sameer Kara）用酒将她灌醉诱奸，且手段毒辣，结果这起轰动全国的案件在“内部调查”后，3名男警竟都被认定“无需负责”，引发舆论大哗。迫于压力，美加警界也开始逐步改变“内部调查”的传统，但这个过程是漫长的（尤其在加拿大）。
“纪律部队”的性侵同样有可能涉及未成年人：2011年，加拿大童子军（Scouts Canada）领导人格雷格（Jeremy Nathaniel Gregg）被控7项性侵、7项性虐和3项“邀请性接触未成年人”，已知的两名受害者最小一名受害时年仅两岁。
职务之便的“潜规则”在北美则是真正的“零容忍”，被告往往会获得广泛同情：2010年1月加拿大西捷航空空姐刘易斯（Mandalena Lewis）在执行飞行任务出差至夏威夷茂宜岛时被当次航班机长“飞行员M”（Pilot M）诱入自己房间强奸，她向公司申诉后对方仅受到轻描淡写的处理，而她反倒被开除，她将西捷航空告上法庭，并联合其他受害者对公司高管提起集体诉讼，获得广泛同情;今年1月初，11名加拿大康考迪亚大学女生指控部分教授借职务之便强行对她们“潜规则”，称该校存在“显而易见的性侵文化”，引发广泛关注，并迫使学校从外部聘请独立调查组介入调查。
什么是性侵
在北美文化里，“性侵”指施暴一方或利用职务、权势、垄断资源之便，或采取欺骗、引诱、胁迫、麻醉、暴力强制、非法拘束等手段，迫使受害者在性问题上就范的故意行为，性侵的施暴者可以是男性也可以是女性（美加都有女性教师被判“性侵”、“性骚扰”男性未成年学生的案例），受害者也一样。
北美“性侵”的范畴很广，除了强奸和强奸未遂还有很多形式都可能被定为性侵，如前述被控性侵的体操教练、工作人员中有的“性侵”行為是将手深入受害者内衣里抚摸敏感部位，有的则是长期拍摄、保留未成年人裸照（在美加、尤其加拿大，私自拍摄、保存和传播未成年人裸照是重罪，在机场被查获藏有这类照片的手机、手提电脑和数码相机，性质会非常严重），而“性骚扰”的界定范围则更广，对女性说一个“荤段子”、对方明确表示不快后仍然继续，就足以构成“性骚扰”了。
